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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标题： [书摘]季羡林 - 牛棚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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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一览：[书摘]季羡林 - 牛棚杂忆 (新回复在最前,最多列出 8 个)　 [列出所有回复]

fww8fb 发表于： 2009/11/16 07:31am

二十余思或反思

　　但是，我必须还要啰嗦上一阵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听讲“文化大革命”，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批判会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好看”—，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拔白旗”等等。庐山会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饿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点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里呢？我当时认识不高，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原罪感”。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解放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入。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只是觉得国民党有点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共产党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我认为自己那一点“学问”，那一点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然而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 “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难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 吗？

　　我在上面啰哩啰嗦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前此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各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 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恐怕还难以圆满。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可能性并非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我要啰嗦的也啰嗦完了。

fww8fb 发表于： 2009/11/13 06:05am

[这个贴子最后由fww8fb在 2009/11/12 00:13pm 第 1 次编辑]

以下内容节选自《牛棚杂忆》之“十六牛棚生活（三）”：

（十四）自暴自弃

　　在牛棚里已经呆了一段时间。自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这个地方，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如果还有感觉的话，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不类地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

　　过去被认为是人的时候，我自己当然以人待己。我这个人从来不敢狂妄，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话，我毫不迟疑地把自己归入“好人”一类。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我一不吝啬，二不拜金。在这方面，我颇有一些“优胜纪略”。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天到药店去打药。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我了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中，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是我立即退还给他，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这种心理我以后才懂得。一九四六年，我从海外回到祖国。卖了一只金表，寄钱给家里。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伙计也算错了账，多给了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我也立即退还给他。在大人物名下，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对一个像我这样平凡的人，也不能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到了现在，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坏界限，善恶界限，美丑界限，自己逐渐模糊起来。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短论长，也由它去吧。

　　而且自己也确有实际困难。聂记革委会赐给我和家里两位老太太的“生活费”，我靠它既不能“生”，也不能“活”。就是天天吃窝头就咸菜，也还是不够用的。天天劳动强度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学生宿舍区二十八楼、二十九楼一带去劳动，任务是打扫两派武斗时破坏的房屋，捡地上的砖石。我记得在二十八楼南头的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杂物，乱七八糟，破破烂烂，什么都有。我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了霉的干馒头。我简直是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一个“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也学会了说谎。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队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这行动有极大的危险性，倘若在路上邂逅碰上监改人员或汇报人员，那结果将是什么，用不着我说了。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钢镚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意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上面说的这一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恶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十五）“折磨论”的小结

　　牛棚生活，千头万绪。我在上面仅仅择其荦荦大者，简略地叙述了一下。我根据“以论带史”的原则，先提出了一个理论：折磨论。最初恐怕有很多怀疑者。现在看了我从非常不同的方面对“黑帮大院”情况的叙述，我想再不会有人怀疑我的理论的正确性了。

　　“革命小将”们的折磨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决不会暴露自己心里的肮脏东西，别人也不便代为答复。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劳动改造”。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是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这就是我对“折磨论”的小结。

fww8fb 发表于： 2009/11/12 04:22am

[这个贴子最后由fww8fb在 2009/11/12 00:06pm 第 2 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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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38306.html

以下内容节选自《牛棚杂忆》自序：

　　实际上，我最初确实没有写这样一部书的打算。否则，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一九七六年，我的书十六年以后到了一九九二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来？这十六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上面是我反思和观察的结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一九九二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因为这一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说：“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寿几何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迫害者的那一个，我却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就是一个被害者嘛。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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