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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标题： [节选] 圆明园：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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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一览：[节选] 圆明园：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祭 (新回复在最前,最多列出 8 个)　 [列出所有回复]

fww8fb 发表于： 2010/10/24 08:30am

……（前略）……

丧失了的三次机会

　　如果把认识停留在谴责抢掠和毁灭文化财富，那就过于肤浅了。火烧圆明园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续四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的巅峰和终点。应该追寻为什么战火会点燃并且最终烧毁了圆明园？

　　就英法方面而言，拓展世界市场的冲动难于抑制，难得的是对方提供了藉口。

　　大清帝国如果应对得体，这类战火可以及时熄灭，清政府可以获得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时间。不幸，它丧失了三次扑灭烈火的机会。

为什么战火没有在广州熄灭？

　　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多数中外史家同意，这次战争的起因有四：

第一、英国谋求通过修改条约扩大对华贸易。

第二、广州官绅延续十多年的反入城斗争，致使英国领事官员和商人不能和其他口岸一样可以自由进入城区。

第三、亚罗号事件。

第四、广西西林教案，天主教神父马赖被杀，将法国拖入侵略军行列。

　　没有必要一一重述众所周知的事实。应该着重指出：归根到底，这是朝野上下封闭和无知造成的恶果。换句话说：灾难来自无知和文明的差距。

　　《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双方在谈判中博弈，结果取决于实力对比和交涉过程的智慧，逃避无济于事。

　　英国官员和商人要求进入广州城一再被拒，透过当时和后来蓄意涂抹的“民族大义”油彩，实质是令人脸红的封闭！用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楠的话来说是：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5]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父被杀在宏观历史架构中本来是两个不大的风浪，谈判解决并不十分困难。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这场打打停停的战争，有多次和平解决的机会，但都被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平等协商、一味拖延的蠢行耽误了。1858年1月5日，这位总督大人终于成为俘虏，1859年4月10日客死孟加拉；他没有看到更大的屈辱降临！

1859，僧格林沁的蠢行

　　1858年2月11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它三月底派出代表在上海谈判。清政府又一次说不，拒派钦差到上海谈判；要英法美回广东找接替叶名琛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俄国佬则到黑龙江去找黑龙江将军奕山；唯一理由这是天朝的固有规矩！这些洋人不愿按照清政府的调子跳舞，4月9日至13日分别北上。5月20日，两个多小时激战后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26日，兵不血刃进据天津。在武力胁逼下，5月28日，订立了丧失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俄《爱珲城和约》；6月13、18、26、27日，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

　　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 外交惯例：外交人员及其眷属，或长住，或随时往来对方首都；觐见皇帝采用西方礼节；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2. 国际通行的习惯：外国人可以往中国内地游历和经商；信仰自由，保护传教士和教徒。

3. 通商的规矩：保护商人生命财产；交了关税后，再交2.5%的子口税，货物可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随意设卡收税；减少商船船钞。此外，要增开一批口岸。11月补充签订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更规定关税为值百抽五，鸦片每百斤纳税30两，即可合法进口。

4. 不平等的特权：内河航行权；治外法权。

5. 赔款：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两百万两。

　　平等、不平等的条款混在一起，总算了结多年争端。约好一年后交换批准书，完成最后一道手续。

　　不料，二十来岁的咸丰皇帝耿耿于怀的是坚守华夷之辨，不让蛮夷的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北京的门槛都别让他们踏进。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6]，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接到“捷报”，咸丰皇帝立即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废！

　　愚昧带来灾难！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9月14日谈判在通州前线进行，9月17日清政府屈从英法的全部要求。眼看战争又要结束了。

1860年的九一八：点燃最后一根引线

　　9月18日，节外生枝：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僧格林沁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扣留谈判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外交史上罕见；又一次犯下大错！

　　这位蒙古亲王的军队接连大败，北京被联军占领，咸丰皇帝怆惶出逃，恭亲王不得不签下城下之盟。被蛮横扣留的人质理应释放了。支吾几天，人质送回给人家后，大祸降临了！

　　9月18日英法两国被扣留的人质一共39人，一个月后活着回来的只有19个。回来的也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如何虐待，本国记载，讳莫如深。身受或亲见的夷人留下的记录，瞩目惊心！

　　看看法国随军的科学工作者洛图尔的遭遇吧：

　　“他的两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

　　“他一只脚好像缩小了……两只手都伸不直，变成S形的……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现在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7]

　　再看看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Generai Sir Hope Grant）的日记和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吧：

　　“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并且都加以野蛮的待遇，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

　　“被囚诸人，手足绑系，三日不进饮食，其所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8]

　　对英国政府说圆明园的损失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然是对英法军队罪行的掩饰。说清政府残酷地虐待人质，为了报复，彻底烧园；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19世纪著名中国学者夏燮记载：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并其散夷数十人悉絷送京师，经刑部讯供，监禁大、宛两县狱。至是，以议和释之归，有监毙在狱者十余人，英酋愤甚……夷兵再扰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带，火三昼夜不息，京师内外大恐。”[9]

　　另一记载大同小异：

　　“英夷因闻前被俘二十余人，分处各县监禁，内已死二十一人，忿甚，再毁圆明园未烬殿宇及万寿山、玉泉山、昆明湖等处。自初四晚至初六日，火光日夜不息，烟焰蔽天。”[10]

　　僧格林沁亲王当时的一份奏折更足于确认这一判断：

　　“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里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于初五、初六等日，复又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天，寸心如割”。[11]

　　还应指出：杀戮和虐待俘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出现，也几乎将和谈成果毁于一旦，二十年后重犯当年错误，步履蹒跚，令人心痛！

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战史。不但原人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这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也是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软实力——学术自由的标记。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魏源、王韬、郭嵩焘等人，敢于超越庸众，戳破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迷梦，大声疾呼中国不止在器物层面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都已落后，只有变革和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可是，几十年间执掌权力的高层只有个别人听见了这类呼声，主旋律依然高奏：整饬传统纪纲就能重振天朝声威。

　　无论疆场厮杀还是谈判桌上樽俎折冲，“洋鬼子”咄咄逼人的是市场逻辑和彼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的交涉不再由地方官员负责；彼此的交往平等相待；税收和纠纷的解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如此等等。恃势掠夺领土、“赔款”和各种特权，则是顺手拈来的战利品。

　　咸丰皇帝及其臣子关注的焦点却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进京也免了，以免皇帝面前出现不愿三跪九叩的蛮夷，破坏了祖宗留下的规矩！为此甚至不惜开出关税全免的支票，在大臣强烈反对下才没有提出。[12]让中国人至今仍义愤填膺的鸦片合法进口问题，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13]咸丰君臣地下有知，一定惊异为什么子民日后竟然把这次灾难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当然是文化差别。不过，实质是文化和制度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咸丰皇帝、僧格林沁亲王、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酿成这次国家灾难的罪人，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们是按照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行事的，至死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罪不在他们，问题出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文明的差距。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延绵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是爱国壮举，症结在于他们不了解广州官绅认为按照传统的规矩，外国蛮夷除了朝贡使者没有进入广州城的先例！即使两国条约有规定，其他口岸亦已习以为常，广州就是要坚守传统！他们不懂得现代工商文明不承认这些规矩，要以自己的力量冲破这些陈规陋习。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重估人的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的建立。臣民任由主子杀戮，公民可不能随意侵犯。在这次战争中，对人的价值认知的差距也暴露无遗。

　　例如，让法国兴师动众的马赖被杀案件，既惨无人道，又违反条约。据1874——1909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Morse, Hosea Ballou）在其公认的权威著作中指出，1853年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

　　“最初，他很受到本地知县的款待，甚至还受到他的鼓励。但在1856年2月 24日，他却被继任的知县所逮捕并且被钉上脚镣，收进监狱；在25日，他从狱中被提出审讯，并遭受拷打，这种拷打照例是用来强迫中国犯人招供的；27日，他又遭受跪在铁链上的酷刑；28日，他被放入囚笼去处死，这种囚笼是用来吊死罪犯的；但因为他到29日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斩首，尸体也被残酷地脔割，丢给狗吃了。”[14]

　　至今还有一些人撰写的文章，强调马赖在西林县做了不许教徒拜祭祖宗和奸淫妇女、勾结土匪等罪恶。其实，前者是信仰问题，无拳无勇的马赖不可能强迫教徒不祭拜祖宗；后者早已被杀害马赖的署理知县断定与马赖无关。叶名琛在1858年1月17日的奏折中说：

　　“据署西林县知县张鸣凤禀称：咸丰六年……二月间，据尖客村团长禀报，有匪徒马子农等到村，妖言惑众，纠夥拜会，并奸淫妇女，抢劫村庄……随将马子农拿获到案，据马子农供，系广东人……与札开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则其非马神父可知。”[15]

　　按照法理，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公正审理，没有理由施加酷刑。拷打、站笼、砍头，按照19 世纪的文明进展，绝对是耸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从70年代开始不少中国的维新先驱也严厉谴责了这些野蛮刑罚，清政府终于在1900年后的新政予以废除。更重要的是这违反了两国之间的条约。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16]马氏到西林传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与马赖一道遭受酷刑的还有25位中国教徒，其中两位被处死。大清帝国的官员尚未懂得人的价值。《孝经》假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但随即申明：“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人是父母和君王的附属品；何况在宗法专制体系下，人的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的建立从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如是传统熏陶下，出现此般现象，顺理成章。

　　有一种论调：这些是不平等条约，没有必要遵守。问题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必须考虑不遵守的后果。如果你的实力等于或超过对方，这好办，迫使对方谈判修改条约。如果你仍然处于弱势，老老实实改革和发展自己是唯一出路！假如你干了违反人道和亵渎文明的蠢行，死不认错无法增加一分正义的光彩。

　　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一百年，至多不超过二百年，随着互免签证成为各国常规，人可以在各国自由居住和工作，国界大约只剩下地理意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也许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本文刊登在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文史参考》2010年10月号（上），圆明园专刊第12—16页，10月5日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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