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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fww8fb [size=2] 1958年,中国社会全面迈入“大跃进”运动。那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年代、轰轰烈烈的年代、激动人心的年代、全民鼓噪的年代,也是一个让后人永远审视的年代。那一年的中国作家,总的来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深入生活,到基层去,到工农兵中去;二是制订“跃进规划”、与各条战线一样大跃进。这一切,都是那一年的《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所要求的。 那年到五月止,全国作家下乡下厂、响应号召深入生活,刘澍德到了云南晋宁县上蒜农业生产合作社、林予去了著名的黑龙江省虎林县850农场六分场五队、韦君宜在河北怀来南水泉乡西榆林社、邹荻帆在河北怀来西榆林乡、秦牧在广东揭阳云路乡棋盘寨棋盘农业社、柳青在陕西长安县黄甫村,王宗元远走到青藏公路管理局农场……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到农村去的有周立波、赵树理、肖殷、康濯、李准等104人,到工厂的有阮章竞、赵寻、师田手等32人,到矿山、工地、部队、铁路、公安部门、少数民族地区的28人……即使没有下去,也就近在农业合作社或工厂安个点,经常“下去”与工农兵相“结合”。 那年6月初,一本作协编发的《作家通讯》发到了每个会员的手上,上边有303位作家的“创作规划”(或“写作计划”或“跃进规划”)。为什么要发表这些作家个人的创作规划呢?“编者按”解释:“因为,我们的国家有计划,工厂,合作社都有自己的计划”,同样的,我们的文学工作怎么可以没有计划呢?而且作家的“创作计划怎样”更是人民所关心的。 在这些“创作规划”中,被摆在第一位的是老舍的“1958年写作计划”:“大型歌剧一本、大型京剧一本、多幕话剧一本、相声一或二段、鼓词一首、短文二十篇”——总共才33个字,实实在在。 当然还有比老舍更“短小精悍”的,周而复的“1958-1959年的创作规划”和蒯斯曛的“我的创作规划”,都只有4个字,前者是“长篇两部”,后者是“中篇一部”。 陈山态度上要认真的多,他在“两年跃进规划”中写道:“①两年内尽一切力量,完成创作十部约一百万字:其中诗集五部,诗论一部,长篇小说《四明山》一部(四十万字),多幕话剧一个,戏曲剧本一个,报告文学一部。并尽己所能:使其中一部分作品,既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又能得到群众的喜爱——达到一定的质量……总之,我把我精神的弓弦拉满为止。” 要说最英雄浪漫主义的,当为高士其的“我的跃进规划”44行诗歌:“……在大跃进的歌声里/我来到从化温泉……疾病很早就捆缚了我/现在全身将近瘫痪……但我决不灰心/要坚持和病魔斗争……也要鼓足干劲/向科学文化进军/至少每个月要写一篇科学小品/每个月还要写一首小诗/争取一年内写十篇科学小品/一年内写十首小诗……争取每年以三个月的时间/出外访问参观接触生活/其余的九个月呵!/除了会议以外/就在家里学习、研究、埋头创作/这个计划是不是订得太保守/请大家给我提意见……” 若说最无奈的,恐怕是孙伏园“我的计划”:“一年来我的病况没有多少进展:一、不能系统地用脑,书报只能看大字,内容只能靠广播和青年朋友阅读。(有时试验自己阅读,常常引起头昏)二、右臂右腿及半身不遂部分,虽有进展,并不很大,平时只能在室内坐卧,到院内散步。必须经别人携扶。三、中药没有间断,针灸也没有间断。睡眠饮食并不太坏,血压还比平常人为高。根据上述的身体情况,一九五八年想大概作如下打算: 韩笑的“三年规划”怕是所有规划中最能“领会精神”的了:“三年内写抒情诗150首,3000行;劳动颂100首,1000行(赞美各种劳动的);商品宣传诗150首,750行(作为商品广告的,此项望你们协助与商业部挂上钩);歌词50首,1000行;儿童诗30首,1500行;政治抒情长诗10首,8000行;祖国颂(长诗)2000行(建国十年时完成);毛泽东颂(长诗)5000行(可能在1960年完成);盼望(叙事诗)6000行(写一个少年在斗争中成长)。以上总计长短诗493首,28500行。 …… “32条”排山倒海,但是与当时的许多标语口号相比,这期《作家通讯》的“编者按”还是带些人情味的,尽管提出了要求,但也给出了余地:“至于说,每个人的规划都可能有变动,那本是真情,这种创作规划的变动的可能性,比工厂、合作社当然要大得多……大家才不会看得太死,不会把话改变一下原定的规划就当成什么错误”,“写得多当然是好的,但也要注意写得好。千万不要只顾在数量上跃进就忽略了质量。文学的创作的跃进,最基本的方面还是在质量上。只要写得用心,写得勤,写得少点也可以。” 如此种种,于今读来,仍觉颇值得玩味。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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